这种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和必然的社会身份的、民主化了的自我，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它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

）《阿含经》所谓身作证,就是在己身上,实证这个道理,不同于思议的肤浅。故‘尽心则知性知天,以三名所表,实是一事,但取义不一而名有三耳。

确实,在他‘皈依儒教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佛教的主要人物了。熊氏还说,获得实证,重要的是本心不受障碍,所谓不受障碍,守护纯净心,不受外界干扰与影响。[18] 他接着又说：局部的沤,不具体的性质，唯有大海是本体,是本质。1954年居沪，专注于著述。熊十力说,王只是在做减法,殊不知人的精神提高的过程,当不只一个减法,这样便是保守,无进取。

方克立、郑家栋主编:《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10] 熊十力：《读经示要》，上海正中书局印本1949年版，第37、35页。第三，对待任何事物，持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态度。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进入 王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庸 。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说到底就是求和之道，这是孔子在理论上的一大创造。三是指人心、内心，泛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有人说，中庸之道就是不讲原则，就是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是和稀泥，这种理解完全是对中庸思想的误读或误解。

中华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中的观念。从现存史料看，把中和庸结合起来并上升为至德层面的是孔子。

从行为上说，这是照顾各群体的实际利益而有所妥协，求同存异，以便达成一致的意见，实现合作共赢。结合先秦典籍出现的中字的含义，以及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段玉裁等对中的解释，可以对中的特点再做如下概括：从方法上说，中就是指适度、适中、过犹不及、恰到好处。春秋时代，孔子在全面总结夏商周三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创建了中庸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说：孔子的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从道德上说，中就是指中正、公正，发乎情而止乎礼。第二种解释是指具体使用或运用。第一种解释是指常理、定理、平凡、平常、平易可行、普遍适用等意思。

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也。中庸被孔子看作是道德的最高表现。

因此，从认识论上说，这是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后对事物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孔子说：允执其中叩其两端

因此，这种紧张的局势，使得原来只关注汉族中国核心地区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更大范围的周边世界。尽管宋代逐渐对周边四裔区分出了内与外，但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记述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短暂的蒙元时代结束之后，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叙述方式还是没有变化。《汉书》以下的历代史书，依然有着对于周边世界的记载，如《汉书》的《西域传》等、《三国志》的《东夷传》等，都有新的观察和资料。大清王朝在追溯族群与历史渊源的时候，也开始重新重视蒙元历史，重修元史成为热点，比如魏源《元史新编》、李文田《元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等。而西北史地之学和重修蒙元史不仅超越了传统中国，也不得不与域外资料发生接触，历史学的视野便逐渐扩大。

在北边的契丹（以及后来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东边的高丽（以及日本），西边的党项（夏），西南的吐蕃、大理，南边的安南等强邻环绕之下，缩小了的宋帝国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渐成为诸国中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已经只是遥远的历史记忆。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利后签订《南京条约》，咸丰八年（1858）被迫与英法联军订立《天津条约》，同一年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由于《瑷珲条约》割让给沙俄，两年之后（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签订《北京条约》，又与俄国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图们江以东地区。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传统，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因此，各种史书尤其是正史中的四夷传蛮夷传或者外国传都是附在史书之末，篇幅也不是很多。这说明，刚刚进入20世纪，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不具备世界意识了。

尽管在此以前，中国也曾有过关于外部世界的零星记载（类似《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但应该说，到了这个被迫进入世界的危机时代，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不再是以中土人谭西洋，而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不再仅仅依赖中国自己的文献、情报和传闻，而是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1833年至1838年，广州和新加坡出版的《东西洋考》中所载麦都司（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6）《东西史记和合》，他在序文中就说，读书人要视万国当一家，又说诸国之体如身之存四肢，血脉相通而疴痒相关。

一般说来，宋代有关外国观念的形成，原本有可能推动主流历史论著中平等地理解和细致地记载中国以外的世界。因此，在讨论20世纪中国形成的新世界认识时，我们不能不回过头重新看看传统中国的世界知识，尤其值得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形塑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认识的？ 秦汉之前九州四裔与五服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到过多远。一个主持其事的回回学者叫作扎马鲁丁，曾经上书要求把边远国土的史料和地图都集中到大都，并且集中了蛮子汉儿秀才来编撰。这个时候，新疆等地也在俄国、英国等殖民帝国的虎视眈眈之下。

第二，是宋代（960-1279）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内外之分的意识。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影响深远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生勤习洋文，而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并具体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

司马迁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已经很具有世界意识。而这一中国之外的世界由于佛教的进入而变得更加广大，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说，中国的世界视野拓展与佛教有关，他在题为《佛教东渐与佛教徒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功劳》的论文中，开列出近五十个经陆路和海路，以及由天竺、罽宾、月氏、安息、波斯、康居、于阗、高昌、师子国、扶南、交趾来到中国传教的佛教徒，以及法显、宋云、玄奘等若干由中国远赴西方的佛教信仰者。

1936年，贺昌群发表《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演进》，指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表明，中国对于玉门、阳关以西的世界，从西汉的包括今撒马耳干（Samarkand）及俄属土耳其斯坦，更进而西伯利亚、波斯、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至印度，到东汉更进而西面到达了条支，了解了大秦（罗马），而北面则直到丁零与坚昆（Kirghiz），到了贝加尔湖（Baikal），东面则肯定与日本有了来往，日本九州岛发现的汉倭奴王金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帝国征服的更广大的世界，包括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已经有所涉及的中亚、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以及欧洲，好像仍然没有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出现。

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根据亲身经历，留下大量有关外国的纪行文献。比如出现了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等，西北史地之学便日益兴盛。而真正可以算得上具有全球/世界认识的历史学著作，则出现在清代的道光、咸丰、同治（1821-1874）之后。不过，在中古时期，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反而是佛教融入中国传统。

只是他主持编撰，用来显示六合同风的统同志即《大元大一统志》，虽然于1294年最终编成755卷，此后1303年又增加至1300卷，但是，这部大书在明代却逐渐散逸，现在仅存数十卷，只有一篇《大一统志序》，还保留在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从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的《新史学》，到1904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学界，一方面在翻译过来的日本中国史或世界史著作的影响下，开始对世界与中国有了重新认识。

19、20世纪之间，经历了二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中国，不得不真的睁开眼睛，重新认识面前这个世界。（3）改变了对四裔漠视的态度，宋人对域外的知识逐渐增多。

这一区分外国与蛮夷的思想，逐渐在士大夫那里形成共识，一直到元代撰修《宋史》，历史学家们在传统正史中第一次分别了《外国》与《蛮夷》。这也正如顾颉刚所说，以元代境域横跨欧洲，可藉是史以研究西北地理及欧亚交通之史迹。